臉書討論吳天章

吳說出了台灣文化的實然困境（至於困境的歸因則要求讀者填入政治文化方面的脈絡知識），但因文本曖昧性往往透過環境文本而得到說明，其所可能導出的兩個應然主張（應追求使台灣文化得以永續的文化主體或應放棄就現狀條件看與現代社會相扞格的＂聳＂文化）之間的競逐結果實則更耐人尋味．

＂本土勢力的高漲讓過去受壓抑的、或如所謂的「台客」等底層文化之內涵會特別被強調、被彰顯；但隨著台灣社會趨向常態化的發展之後，「聳」文化必然會隱退，「台客」並非是精緻的、也非長治久安的文化樣態，台灣文化終究要走向深層結構的經營與累積＂



俗艷主義是第三世界國家在後殖民情境中發展出來的美學樣態，裡面有創傷也有抵抗，在印度、東南亞、墨西哥、中南美洲等後殖民國家的藝術家都有很傑出的藝術表現，而所謂的「新台客論述」則是統媒發展出來的新殖民文化論述。台灣人致今無法對「新台客論述」提出有效的批判，這就是台灣人至今無法獨立建國的原因之一......文化精神的貧弱加上主體意識的喪失

本土的優勢階級原是本土「高級文化」的承載者，這些人剛好也是最容易被殖民體制所放編的對象(辜振甫還唱平劇呢)，所以現在要找本土養份，只能往「非高級文化」裏去找，於是俗豔就浮現了。不過，這只是階段性的。


佛兄掐到緊要處了,本土文化不是典範（或擔綱群體）不存在,而是ROC國體原則所致之再現不足與泛化媒介之闕如所致之假性絕種（曾見有臉友發狂言謂此類公共議題無“台語”表述可能,語言真實之決定於媒介真實於此可見一般）,是“理性選擇”所致之擔綱典範的種子社群由公領域徹退,其職業選擇更系統性地與台語形象/權利之公領域化恰成反差所致之結構性缺席爾爾.


「在讀建中夜校的時候，就被叫做『台客』」，吳天章回答的倒是相當乾脆。當時舉家才從基隆遷到台北不久，一身土氣，被班上的僑生笑是「台客」，「那時候的『台客』是有嘲笑的意味，聽到之後多少覺得自卑，然後就會學人家去聽那個Billboard排行榜」，說到這段被最早被貼上「台客」標籤的回憶，吳天章以「近乎是種族歧視、傷害幼小心靈」來形容自己被同學稱作「台客」時的心情。

時過境遷數十年，吳天章再度被冠上「台客創作者」的稱號，但現在他對此「殊榮」倒是坦然許多。被列入台客藝術家，在於吳天章作品中呈現出的在地特質是如此強烈，並且和台灣社會的脈動相呼應。1980年代末期，吳天章以蔣經國、毛澤東等政治人物的肖像畫為人所所知，是為在解嚴前後對政治神像禁忌的進犯。解嚴對台灣社會產生巨大的衝擊，由政治解嚴帶來了文化追尋工程，過去飽受壓抑的語言、文化、思想亟欲重建自尊與自信，文化主體性的的確立、台灣研究成為顯學等現象因應而生。那麼，台灣文化的特色在哪裡？便成了吳天章思考的課題。

《再會吧！春秋閣》這件轉型代表作讓吳天章再度躋身「台客」之列。這件作品以老風景明信片的圖案為背景、水兵＋吉他、人造皮框邊和假花，像是進攝影棚拍攝的沙龍照，卻因黑白套色而充斥著死亡的味道。關於這件作品，吳天章的解釋是，「要讓人看了會覺得假假的」。假假的，是吳天章個人對台灣文化特質的詮釋。「台灣多的是鐵皮搭建的建築物，去陽明山看路邊的『竹子』欄杆都是畫出來的……」，吳天章細數這些生活細節為證，由此他歸結出幾點台灣文化裡常見的怪異特質：暫時性、替代性及不倫不類的融合。他從台灣歷史的發展軌跡、以及氣候地理來解釋這些現象——台灣文化的骨子裡，有一種潛藏的不安定感，接連的外來侵略、統治者短暫的落腳，從唐山渡海爭生計的過客們並不怎麼想在台灣深耕，因而發展出暫時及替代性的生活哲學——沒有關刀，怎麼辦？那就「竹竿倒菜刀」（台語），反正應急嘛，堪用即可；越過台灣海峽，「淮南桔，淮北枳」，中原文化到台灣又另行發展出在地特色本是必然，加上台灣的亞熱帶型氣候所形塑出的色彩偏向，是大紅大綠的飽和色系，從台灣廟會藝陣等民俗表演的穿著，吳天章看到了民間大膽配色的視覺效果：俗／聳、豔。

廉、俗／聳、豔，被視為是台客文化的重要精神，吳天章以此為情調，利用金蔥、假花、人工鑽、絲絨、聖誕燈泡等媒材在他1990年代「再會吧！」系列和「春宵夢」系列當中，甚而配上文夏矯揉的唱著〈綠島之夜〉，像在懷舊的情愫中敷上一層假意的詭魅。但這層詭魅，也有人直接以「有夠聳」形容之。是否真「聳」？即使吳天章以此作為回應台灣文化那廉俗的特質，從作品的每一細節仍可看出他精心打點的成分，這便是吳天章創作時講究的「精準」——華麗和「聳」均拿捏到恰如其份的氣味。2000年後，如《同舟共濟》、《永協同心》等數位影像創作的作品，吳天章再深入民間宗教、經典文學裡取得養分，自編的敘事詩以仿道教籤詩的文本形式呈現；而畫面部分則著重於重彩度的細膩，這系列作品走得是更精緻化的路線——模特兒的服裝講究，款式有如台灣綜藝秀場呈現的炫麗風格，不鏽鋼框邊的精簡質感也讓過去的假花、聖誕燈鑲邊的「聳味」慢慢淡去，反而更趨向於人文精神層面的思考。

對於這樣的轉變，吳天章是有自覺的，因為「裝『聳』的年代過去了」，他說。吳天章從社會變遷的狀態來解釋這項觀點，台灣人在經歷經濟實力的建立、政黨輪替等客觀環境的條件轉變後，本土勢力的高漲讓過去受壓抑的、或如所謂的「台客」等底層文化之內涵會特別被強調、被彰顯；但隨著台灣社會趨向常態化的發展之後，「聳」文化必然會隱退，「台客」並非是精緻的、也非長治久安的文化樣態，台灣文化終究要走向深層結構的經營與累積，他如此認為。這層次的省思對應著吳天章個人近期的創作：源於母體文化的靈感依舊，卻也將更多關注的目光擺放在人性的情、欲、念等生命深層議題的探觸上，這部份已不再是假假的、俗或聳的刻意強調，而在於對人性及生命關懷的真性情。（文／小米哥）

本文刊載於誠品好讀2005年七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