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民族／國族主義研究之「經典」著作於台土一地相當普遍的系統性「偏讀」現象（如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與Gellner的「是民族主義產生了民族，而非反之」等經常被「望文生義」的高頻引用語）與其「三方拒中，七分抵台」（ROC文化日用平常；本土文化卻成了被視為虛構的「建構」物）的文本客觀效應有興趣的臉友可參考以下兩篇敝人舊作（古今所有的共同體都是想像的；「想像」非捏造，「建構」亦非虛構；民族主義反映現代文化媒介或工業社會條件下之必然）。
Ⅰ：建構即虛構？ 存在著「非想像的」共同體？
建構與虛構這二個概念經常被此間引用者所混同，然而這卻是B.Anderson(1991:6)在區隔與其同屬建構論／現代論陣營之Gellner的民族觀時最重要的界說，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第六頁的部分文字並沒有錯，但由於遺漏了前後文中關於理解這段話的重要訊息，因而經常將此段文字做出完全相反的解讀。
Anderson在第五頁「概念與定義」此一小標題下的第一段文字中提到了具世界主義精神與多語使用的知識份子對民族主義之鄙薄態度與視其為病態的傾向，因而在下一段文字中，Ansderson（不同於其於前段文字中所提及之「知識份子」）建議將民族主義當成（如同年齡／血緣關係／宗教一類的）概念而非將其理解為（如同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一類的）意識型態。
而同樣反對將民族主義視為意識型態偏差的還有遭Anderson批評的E.Gellner(1983)，二者民族觀之主要差異在於前者強調對共同體的想像係（不分時代與共同體形式之）人類學上的必然（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對不同共同體之區別因而在於其被想像的方式而非其虛假或真實Anderson 1991:6），民族僅係透過諸如印刷語言／人口調查／地圖／博物館等條件所形成之現代的共同體想像形式；而同持建構論之後者則以民族與民族主義為現代工業社會之特定溝通需求下的產物，而此正是Anderson認為其似乎暗示（在前現代階段）存在著非想像／非建構之真實的共同體而提出批評的原因。因而Anderson認為Gellner過於急切地想揭掉民族主義的假面而將「發明」（invention）等同於「捏造」（fabrication）與「虛假」（falsity）而非「想像」（imagining）與「創造」（creation）。
Ⅱ：民族主義原則係源於偶然、人造與怨恨？
被歸入現代／建構論的Gellner雖然也說了一些諸如「是民族主義產生了民族，而非反之」、「民族主義（nationalist）意識型態受害於普遍的虛假意識，其神話顛倒（invert）了事實」(1983: 55, 124)此類典型的建構論語式，然其要旨在於指出民族主義（在宣傳家的教條那裡被呈現為自明之）錯誤的自我形象，並將此一與其真正本質具反向關聯（inversely related）的錯誤形象顛倒回它真正的樣子，即一個根源於工業社會特殊結構性要求的民族主義(1983: 125, 35)。
不同於其主要論爭對象Kedourie的主張，Gellner雖認為民族主義的肉身顯現（incarnations）（即民族）確為武斷的歷史發明，但民族主義的原則卻非偶然的、人為的創造或僅是怨恨（resentment）的結果而係現代社會之必然(1983: 56, 129)。其指出民族主義乃工業社會之客觀的、無法避免的令式（imperative）所要求之文化同質性（即政體與文化一致）的表面形式，民族主義因此儼然成為現代人無法遁逃的宿命（如同韋伯之觀理性化）(1983: 39, 43)。
Gellner在強調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我們時代」之社會條件下的必然時多次使用令式（imperative）一詞，其民族主義概念已如同康德倫理學中之假言令式（hypothetical imperative）（如你想要X，作Y），這是當我們將Gellner擺在建構論的一般認識框架下閱讀時需要留意的，尤其是民族／民族主義經常被其以肉身／原則、偶然／必然的二元論方式予以區別的情況下。
III：對民族的想像是某種被害妄想、武斷的主觀反映還是制度的非預期結果？
許多以Anderson比Gellner或Hobsbawm更激進的說法經常是剝離文脈的解讀所致，Anderson在共同體的想像（傾向）方面甚至是相當本質指涉的（人類學的原則），其所謂建構指的是在現代世界之特定的文化條件下於特定的政治疆界內所形成之民族此一現代的共同體想像形式，至於「連他們共同的敵人都有可能是被想像出來的」這一句話在Anderson的二版序言中 (1991: xiv)看到的是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及其政策如何在非自覺的情況下辯証地產生（engendered）了最終與之戰鬥的那些民族主義的基本語法，因而此一殖民地政府（the state）在其當地對手（local adversaries）進入歷史以前就已經開始想像這些對手了。
可以「想像」日治下台灣人（本島人）作為相對於日本人（內地人）之自稱的形成，此一結構戰後轉為台灣人（本省人）／唐山人（另戰後初期外省人亦使用內地人此一自稱），因而民族之可堪想像係制度之非預期的結果（並不依從殖民者／受殖者之主觀意志）而非某種被害妄想或武斷的主觀反映（Brubaker 1996 對前蘇聯如何非預期的創造出解體後之多個民族國家亦提出此類「民族係被制度化出來的」結論)。
IV：去脈絡地適用／閱讀「建構論」的危險
緣此，不加批判（即劃界與澄清）或去脈絡地適用／閱讀建構論將可能使民族相關現象之認識從本質主義擺向另一個同樣素樸的視點。此係因「建構性」作為無本質（本能）之人的本質、「建構物」作為行動者合理化自身行動之憑藉、與「建構能力」作為一種（如同各種形式之資本）不均等分配之資源這三個關於人類建構活動的事實本身所具有的兩面性：
1. 建構（性）作為人之外化活動，其結果可能是賦予自身秩序之客觀化，亦可能是作為其極端形式的物化。而在後者的情況下，人遺忘了自己與世界的辯証關係； 或是遺忘了社會乃由他人所造而自然化了自身之繼受身分，或是（在一種殖民情境中）忘了社會由他人所造而自然化了自身之從屬位置，而「他人」是自己（想像出來）的祖先或統治者（想像出來）的祖先就構成了民族神話或殖民謊言之基本區別。
2. 建構物作為人之工具，其可用以正當化宰制群體之支配權力（在實定法的環境中），亦可用以正當化從屬階級之反抗權利（在自然法的環境中）。而宰制與從屬關係（或群體之內涵與邊界）卻是多層次與變動的的關係，因而建構／反建構係一不斷進行的過程。
3. 建構能力作為人的不平等分配之資源，既可在殖民者身上表現為自然稟賦，亦可在受殖者身上表現為天性低劣，因而緣於建構資源之匱乏而表現出來的無反省／反抗卻可能成為受殖者被（局外人或沒在裡面玩的人）譴責的理由。
建構論的一個語意認知的陷阱是，在指出民族作為一種建構活動之果並（在一種負面評價的語意脈絡中）強調其偶然的、人為的性質，然卻不提示研究者之視點的情況下，不啻是暗示共同體或社會秩序形式可以或應該在人之建構性與歷史性以外尋求其本質的、必然的、與超人的基礎，而此種忽略人之開放性而欲回歸（未墮落前之）樂園亞當的慾望經常不自覺的或弔詭的引出「本質主義的建構論」。
V：存在著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之別）？
再者，民族主義研究另一個常見的認知框架乃接受民族此一範疇之真實存在，但於其中區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如Hans Kohn(1982)之著名而影響深遠的「liberal, civic Western 與illiberal, ethnic Eastern」的民族主義分類架構。
然論者(Kuzio 2002)指出二者係民族發展階段之別而非本質之別，其受民主鞏固程度影響，在遭遇對外戰爭、恐怖主義、甚或移民問題等危機時西方國家亦會調整其（始終存在著緊張的）族群特殊主義與市民普同主義的組成比例。此因以建構（物）對抗建構（物）或維持已遭威脅之建構（物）係所有以正當性為核心之政治競爭的常態，因而於研究認識上僅有建構（物）目的之別而無建構（物）好壞之別。後者由於忽略了群體內涵／邊界係決定於其互動過程中之（主客間的）權力關係，其結果是（經常隱身於分類術語中的）民族主義研究之「認識論的東方主義」。
VI：民族建構論者皆以當代的民族現象為可以迴避的政治或文化意外？
「每個姑娘都該有個丈夫，而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 E. Gellner
Gellner（1983）對民族／民族主義的書寫旨趣（如同B. Anderson）係以建構論的取徑和語式把禁錮在傳統建構論者那兒的民族女神解救出來，只是讓她們脫下根基論者所揄揚卻被傳統建構論者譏為國王新衣之神聖傳統與邈遠歷史的外衣而換上現代工業社會的工作服而已。典型建構論取徑的民族／民族主義研究係以政治或文化菁英之權宜操弄或思想意外視之，傾向於將民族主義及作為其產物的民族釋為＂主觀／虛構＂或服務菁英利益的虛假意識與思想史的偶然。
但Gellner雖指出民族主義（宣傳內容）的偶然性與其對民族與民族主義間生成關係的倒置，其最終目的卻在於說明民族主義（認知原則）係現代工業社會生產條件下的必然。亦即其雖非作為本質規定的斷言令式，卻是處於工業社會條件下之現代人的假言令式；如仍欲維繫工業社會的生產型態，則必然產出與其相適應的民族主義（認知原則）。所以說過「是民族主義產生了民族，而非反之」此一高引用率名言的Gellner也說過「每個姑娘都該有個丈夫，而且最好是她自己的丈夫」
這樣的俏皮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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